第三度嫌疑人

与是枝裕和之前的所有作品相比，《第三度嫌疑人》讲述了一个相当复杂的故事。虽然凶手在开场第一分钟就宣告现身，但扑朔迷离的动机和罗生门式的各执一词硬生生地将悬疑留到了最后一秒（也没解决）。在如此空前丰富的情节空间下，是枝裕和终于得以立体，全面又郑重地将他对时代与社会的针砭作为立意来表达，而不是在《步履不停》，《如父如子》乃至《海街日记》中那样，将锋芒深深地埋藏在温情脉脉的感情戏之下，而这也许是拍出《无人知晓》的是枝裕和一直以来的夙愿。然而吊诡的是，《第三度嫌疑人》最终没能完全扯下身上类型片的外衣，最终成为了是枝裕和的作品序列中，显得最远离现实的一部。的确，当Saki讲到儿童性侵，母亲讲到食品掺假，而所有的事件都“附身”到社长死亡疑云的那一刻，应该再也没有人会把这个故事与所谓“真实”往一起进行联系了。

这是因为导演的立意本身与现实偏差了吗？显然不是。可以看到的是，影片不管是对司法实质的追问（我们都在一条船上，我们都不说真话），对人与人信任的考验（这些都不重要，你到底相不相信我说的话，我并没有杀人），还是对社会乱象的控诉（儿童性侵，食品掺假）都是深刻且发人深省的。同时更难得的，是导演充分运用了悬疑片翻转丰富的情节，表现了事件的多方立场和人性的多个侧面，并且用含义丰富的机位与符号化的镜头和意象——对的，我在说的是那个律师与疑犯重影却不重叠的，取消正反打的机位，那个律师站在十字路口徘徊的俯拍，那个十字架坟墓和那只并未出现的金丝雀，或许不止这些——千头万绪却井井有条地表意。最终的结果，是影片中并没有黑白的人物与分明的对错，从而体现出如同真实事件一般丰富的层次与质感。比起某些从人物立体性，到情节丰富性再到场面调度的创意性全都乏善可陈，索然无味，却也能靠题材和所谓致敬拿奖无数的热门作品来说，真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然而，出色如斯，也只是“如同”而已。悬疑类型的选择固然可以带来情节复杂，高潮迭起的效果，也必然会有相应的代价。当是枝裕和破天荒地完全抛弃了自己《步履不停》以来，以情感和时间作为动力的叙事形态，转而以悬念与转折，亦即本质上，情节与事件来推动电影，他便悲剧性地陷入了好莱坞式的叙事逻辑，人物转变为工具，场景坍塌为舞台，情节简化为节奏，时空与现实相隔绝，从而失去了批判性表达的力量，其结果是，上文所提到的，针砭时弊、锋芒毕露的种种，都被繁杂的情节和悬疑的迷雾所构成的迷宫困在了镜头里面。两小时过后，能够在观众心中留下的，也许只是一个亦真亦假的都市传说，还有到底也不知道谁是凶手的烦闷了。

从此再看，也许是枝裕和如今所暴露的问题，并不代表他水平的下降，而是一直贯穿在了他的作品序列中。从《步履不停》开始，人们就赋予是枝裕和“小津传人”的评价，或者说是期望。然而，这种传承更多意义上是题材上的，而不是风格上的。小津的真正价值，或许多一点是在于他的“禅意”，那是一种蹲伏机位，对称构图，情节上自我重复，连角色名都不愿意改变的“仪式感”。他对现实的把握，从一开始就不是侯孝贤式的，或者一般看客想象中的“直接再现”，而是以风格将现实重塑，并在电影中传递的“再生”。是枝裕和，或其他任何的谁，都永远无法传承这种仪式感。然而可惜的是，是枝裕和在《步履不停》中所表现出的，对日常生活的行为和所处空间中弥漫的，家庭关系和情感纽带的“气氛”的敏感性，在其之后的作品中逐渐地消散了。在《如父如子》中，我们更多地看到了两个不同背景的家庭生活状态，而在《海街日记》中，则是乡下同父异母的小妹融入姐姐们的生活的过程。事件与矛盾冲突所泛起的涟漪偷偷地打破着以前“时空中弥散的情感”的纯粹，但凭借着情节本身的简单平缓，导演仍多少有施展的空间，可到了《第三度嫌疑人》这里，事件的发展如此扑朔迷离，以致于片中所有的角色都如此忙碌，连好好地坐一坐，走一走的时间都没有，又哪有气氛与情感可言呢？

从本质上说，是枝裕和赖以与小津所“对应”的风格，与好莱坞式（或者说，电视剧式？）的事件驱动是相矛盾的。而对于《第三度嫌疑人》这样对社会现实有极大关照的作品，风格化又是抵消类型化叙事虚假性，还原电影影像的真实性力量的必要手段（看看去年的《好时光》与《希望的另一面》，再看看前年《不成问题的问题》和更之前的《我不是潘金莲》），没有了武器的是枝裕和，又如何能打穿摄影机内外，最终将自己的关照投射到现实中呢？如果有些诛心地讲，是枝裕和也许从一开始从没看出他一直在大师的门槛前踌躇，难以登堂入室的核心问题：他所拥有的风格与特长，是无法像阿巴斯、侯孝贤、哈内克们一样，直接激发出影像的记录特性和真实力量的，而是需要有其他的方法将真实“生成”于影像之中。这种方法自《步履不停》之始就付之阙如，在其后的作品中则都被温情的面纱所遮掩，而如今，也许是直面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说得是《三度嫌疑人》。片名的模糊就让我想起《我要复仇》，看完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拳叔这样无恶不作的人该是被复仇才对啊。他向谁复仇呢？这种惊愕同样伴随片尾字幕缓缓出现，想起《千杯不醉》里方中信吃完法国大餐的表情。

是枝裕和的电影让人无所释怀是意料之中的，但如此云山雾罩还是不免令人：你啥意思啊。

也是一种心理习惯的被反转：这是凶案，先告诉我真相，哪怕是岛田式华丽扯淡的那种也行。然后。

但是本片直到最后都没有给这个然后。

这个电影唯一没有反转的就是尸体始终还是尸体。比较意外的是尸体似乎算是死有余辜：

1.要挟刑满释放人员做廉价劳动力；

2.食品造假；

3.性侵亲生女儿（女儿坚持说因此跳楼致残）

4.其他

这样的人总有其他致死之由。这具尸体也像所有的尸体那样完美地，不会回嘴。

也就是律师、凶手和女儿的那句话：有些人不配来到这个世界上。

据说这个电影是讨论这些内容的：

1.这个世界不存在真相，人始终把自己看到的一部分当作真相的全貌（盲人摸象）；

2.谁有审判别人的权力；

从镜头而言，中景，近景，特写甚至是大特写反复出现。犹如被导演摁着脖子凑近“真相”。大有你快放手，你哪怕长得不好看你说得我也觉得是对的。

大部分的所谓反转是通过对叙述的反复否定完成的。每一次又开上帝视角让你觉得这比真金还真。

有没有参与谋杀，谋杀动机到底是什么，观众和检察官、法官、陪审员，甚至包括被告和律师大家一样疲惫不堪，苦不堪言。

役所广司对演技再次让我见识到什么叫做方寸之间，浊浪排空。福山雅治则是春光明媚，得寸进尺。罪犯要求的并非逃脱罗网，而是要这个根本不当他是回事的世界正襟危坐；律师则是想尽快公事公办，结果就像浪子这次真的动了心。

于是在一种困惑甚至暧昧的纠缠中，更多的人卷了进来。

于是，复杂的问题忽然变得简单。

这并非是在讨论哪一个真相更趋向“本来”，而是提醒不要执着于自己看到的，自己想到的。真相只是一个开始，而不是一个如释重负。

了解真相的一个最大副作用就是就此束之高阁，自此心安理得。所困扰的，所焦灼的，似乎猛然子虚乌有。

即便凶手伏法，即便那个曾经的恶魔已经不能再祸害这个世界，即便整个司法体系又一次将各方面平衡到了一个临界点。即便小女孩的悲惨往事没有被宣诸于世。这一切其实的确并不是心心念念所在。始终在关注的还是答案并不是一劳永逸的，答案更不可能像对所有人都可以奏效。

看完电影，并没有解决问题，反而疑惑丛生。这大概才是电影真正想诱发的东西。

“知道了”。这句话本身是多么的陷阱重重。

一种关于“99.9%有罪率也有0.01%的可能性被推翻”的逆向思考。面部特写在玻璃前形成的双重曝光效果，使得眼中的泪水也不过成为了镜面中的虚像。善意和恶意可以在言语间轻易摇摆不定，就像媒体可以用舆论杀人，利用反复的谎言获取最大限度的信任或是揣测，最终成功让第三者改观印象、质疑真相、甚至判决生死。

“有个人恩怨的杀人因为背后带有一定的因果故事情节”，所以就可以比“贪图金钱的杀人这种完全出于一己之利的做法”判处更重的罪行，种种荒诞的措辞却可以说服无知。

虽然律师和检察官都受“法律”的制裁，但也可能因为相同的身份、相似的成长环就可以轻易动摇想法，最终被虚妄的正义感冲刷也成为了制裁生死的杀人凶手。

「容器」作为一种只可读不可写的意象，接受着所有「盲人摸象」产生的正负面评价，最后在这种刻意制造的绝望中感受着「生而为人」的原罪。

除了人物形象反差的戏剧化，片中几个重复镜头的前后呼应，使得是枝裕和的这部片有了电影感的蒙太奇效果：例如监控录像中役所广司在车尾的摇窗动作铺下的伏笔，与片末福山雅治在得知翻供后的归途中，同样的摇车窗动作，压抑的爆发只是对新鲜空气与善意的渴望。以及福山雅治走出法院的摸脸动作，意在和粘上鲜血的杀人片段相呼应，凶手各怀恶意，而律师也成了判决生死的「第三度杀人者」。

最后， Ludovico Einaudi的配乐加一星，但是整体依旧用生活化的慢节奏拍一部悬疑题材的片，实验性强烈，但是也需要在逻辑上细细推敲才能完美。

谁制裁谁，由谁来决定

法庭真的是探寻真相的地方吗？不是吗？

十几年前，周防正行忧心忡忡地拍摄了[即使这样也不是我做的]；而今，是枝裕和将自己对此凝练深邃的思考放进了[第三度嫌疑人]里。

所以，最好从一开始，就不要把它放在悬疑/推理片的体系里去对比。

一个曾经两度杀人的男人，在法庭上面临审判：

律师只想着怎样减轻刑罚，检察官巴不得赶紧对其定罪，法官只想着怎样在规定时间内审完案件。

这不是理所当然吗？已然成为常识一般。

©[第三度嫌疑人]，左律师重盛和右犯人三隅在狱中见面

但是枝裕和要问了：如果审判过程中，并没有人真的在乎事实真相，那案件的真相和正义在哪里呢？

和加缪写《局外人》来质询司法制度一样的尖锐和一针见血。

是的，你知道，这其实不仅是某些知识分子的困惑，更是司法制度甚至法哲学的困境。

01.

不論真相，只求法律事實

《Legal High》里，古美门律师曾对菜鸟新手说：

“为自己委托人的利益全身而战，我们律师能做的只有这个。”

“我们又不是神，怎么可能会知道正义那种东西，你就认为正义只存在于特摄英雄剧和《少年jump》中吧。”

©《Legal High》，古美门的名言

某个律政剧的主角，一个口头禅就是：“真相是上帝的事，我们只负责辩护”。

法律人不自比上帝，并不负责探寻真相，为委托人利益而战，这是职业道德。

就像[第三度嫌疑人]里，律师重盛从一开始就告诉后辈：“辩护不是交朋友，不需要理解和共鸣。”

所以他接触犯人三隅，展开问询和调查，从一开始就没想着要还原事件真相。

搜集有利于委托人的证据，比如看到沾了油漆的钱包，就以“仇杀和事后拿钱”的版本辩护；

委托人改了口供，就再往共谋犯/从犯方向辩护。

©[第三度嫌疑人]犯人多次翻供

律师重盛从一开始的辩护策略和行动就无可指摘，看得出是秉承着职业道德的律师精英。

美剧《Justice》(金牌律师)中，就更是将这种“胜者即是正义”的观念放大到一定程度。

四位律师组成一个精英团体，四个人各有专攻，有人专门上法庭，有人负责证据链，有人负责搞定媒体。

口号是“100%无罪”，他们为富人辩护，从已知的证据里编织故事，再戳破检方的故事版本。

©《Justice》四人协作的团体作战，不在乎真相，只在乎打胜

法庭审判，不再是寻找案件的事实真相，而是探寻各种「可能性」：

比的是，辩方和检方的故事版本里，哪一个漏洞更少，哪一个能够更让人信服。

所以说，法庭当然是探寻真相的地方，只不过，探寻的可能不是我们朴素观念里的客观事实。

而是可以通过证据支撑和证明的法律事实。

就像举世瞩目的世纪审判辛普森案，即使全世界都知道辛普森的罪行，但缺少了证据，那就是不存在的东西。

©辛普森案中，不合手的黑手套成为一个关键证据

有人说，人类发明最好的东西，就是法律和法庭。

那在法庭上，最好的发明大概就是检方和辩方的对抗式，通过两方的对抗实现对法律事实的探寻。

02.

對抗式，進步和革新

如果让我想象18世纪前，英美法系下的法庭场景的话，大概是这样的吧：

被害人又身兼起诉人，他在法庭上大声疾呼：“你在某地抢劫我，还打了我，抢走了我的钱。”

被告的窃贼会回应：“你胡说，我才没有抢你呢，我那时候在家里睡觉。”

然后对方“不！你骗人！你抢了我！”“你才骗人！没人抢你！”...

然后...双方吵成了一团，法官一摸脑袋，唉，谁晓得到底什么鬼啊，随便判呗。

©17世纪的审判情形插画

是的，那时候的法庭，没有辩护人，没有检察官，也不讲究证据。

几乎全是依赖两方的陈述，所以吵成了一锅粥就成了常态，还因此得名“争吵式审判”。

“被告说话”式的审判模式持续了很久，一直到它的弊端实在让人无法承受。

17世纪80年代，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英王开始残酷镇压政治犯，所谓的叛逆罪审判在这时大量进行。

由于对证据和程序的不重视，大量的伪证被做出，依赖口头证据又催生了严重的刑讯逼供。

而没有专业的、辩护律师的帮助，几乎只要被指控，就难逃其罪。

©“天主教阴谋案”的参与者被处以极刑

所以这个时期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以及恶意审判，比如著名的“血腥巡回审判案”、“天主教阴谋案”就都发生在这个时期。

这种情形下，光荣革命后，重掌议会的辉格党人就开始了对审判制度的改革，以回应之前受到的镇压。

于是，17世纪末的审判法中已经开始在刑事诉讼引入辩护律师；但实际上，律师介入还是要到18世纪30年代了。

30年代，伴随着辩护律师介入到刑事重罪中，和检方的对抗制也开始逐渐成型。

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又相当漫长，直至18世纪中晚期，仍只有很少部分案件是在法庭上通过对抗制审判的。

英剧《加罗律师》故事背景就是18世纪末，那时候，律师还没有获得完全辩护权。

©《加罗律师》中的辩护还很有限

他们只能在种种干扰和随意下，主要负责交叉询问被告人及证人，所能发挥的影响还是非常有限。

此后，经过近二百年的发展，对抗制才确立、发展和完善起来，成为现在英美法系最基本的审判制度。

03.

真相，只是副產品

对抗式审判以进步和革新的面貌出现，毫无疑问将法庭秩序带入到真正的现代文明时代。

各大律政剧里，控、辩双方唇枪舌战，给观众奉上了无数激情迸射又严谨缜密的逻辑盛宴。

[十二怒汉]里，陪审团在控、辩双方的对战结束后，厘清法律与事实的过程，又让人深受程序正义的感染。

©[十二怒汉]陪审团在对抗制度下成为最重要的决定者

但另一面，对抗式从它出现和发展到现在，也是它的问题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当控、辩双方都以击败对方的绝对胜诉为目标，功利主义的目的驱动下，真相也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

有选择地收集和提交证据，只出示对己方有利的证据，隐藏、歪曲不利于自己的证据。

就成了行业常态。

而在对抗式制度下，法官又需保持绝对中立，不负有主动查明事实真相的义务。

法官和陪审团，只能在控、辩双方所给定的案件「可能性」中，选择最让自己信服的一个。

所以，就像[罗生门]里，每个人口中都是完全不同的故事版本；

审判好像也变成了这样一个「你相信谁」的游戏。

©[罗生门]海报，每一个人口中都是一个不同的故事版本

[控方证人]里，可以利用这种制度缺陷，伪造证人证言，就能实现案件逆转；

加缪的《局外人》里，因为犯人“在母亲去世后就去约会”这种习惯性思维，陪审团就可以彻底否定一个人，然后判定有罪。

[第三度嫌疑人]里，犯人三隅一次次将证言推倒重来，最后利用法官的“不信任”实现了自我毁灭。

电影最后空留下一句“谁制裁谁，由谁来决定？”

©[第三度嫌疑人]犯人最后的死，成为“第三次死亡”

《局外人》里的犯人，从始至终被隔绝在审判之外，观者关注他的生活，关注他的母亲和女友，但就是不关注这起案件的真相。

真相只是副产品，真相只是每场审判的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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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卷卷毛

文章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破词儿」

电影一开始有一段主观镜头，役所广司跟着一个人走到河边把他打翻，接着模糊了一下，下一个镜头他泼汽油烧尸。在导演没有特指人物时，这种主观镜头就是导演要说的事实。所以这电影一开始已经把真相告诉观众了。

通过这部电影可以帮助观众深入理解几个概念：程序正义，真相，死刑的废除与保留。尤其是废除死刑这项，非常有争议。

程序正义就是即便一个人承认自己杀人，主动愿意认罪，仍然要委派辩护律师为他辩护--因为他认罪不代表就是真凶，可能背后另有其人，而正义就是找出真凶。

找出真凶并惩戒真凶一定是正义吗？不一定。所以，叫程序正义。

有部港片《A1头条》，讲了一个调查记者，在调查一个和富豪有关的命案时，有天忽然驾车出事死了，他女友怀疑他是被人“买凶杀人”了，但主编告诉她并不是，因为他赌博输钱，可能是自杀了。他女友于是怀疑主编也有问题--因为富豪刚刚收购了他们报社变成了他主编的上司。她以一个科技记者的身份，在老报人同事的支持下深入调查，在两个收高利贷的黑帮帮助下（一个黄秋生一个葛民辉）终于查明了真相。真相是什么呢？富豪没有杀人，这是因为他家人反对他和一个普通背景的女孩儿交往，该女孩儿自杀了，他不想事情闹大，找到警方希望低调处理。而她男友的确欠下贵利。还多次收过封口费还债。他的死和他的专业没有关系，至少和他调查这个案子没有关系。最后主编（梁家辉）对女孩儿说：我做报纸二十年，你不相信我的操守？女孩儿的报道上了A1头条，揭发了富豪和这个死去的普通女孩儿的恋爱关系。经此一役，她成长为一个真正的要闻版记者。

这只是当年非常普通的一部电影（李心洁，陈冠希，黄秋生，梁家辉主演），但我对这片印象深刻，因为它反映了一个常识：真相未必如我们想象一样。富豪不一定都是心怀鬼胎的，调查记者不一定都是伟大光荣无私的。这部电影当时宣传语是：没有真相，只有头条

这部电影也一样，真相是小女孩儿长期被继父性侵，她和役所广司一起诱杀了继父，役所广司一人承担了罪行，保护了她。

片中几处关于律师这个职业的嘲讽：律师在乎真相吗？在乎，当且仅当真相能帮忙打赢官司的时候。片中老律师关于盲人摸象的比喻与其来比喻律师不如来比喻普通新闻受众。律师是可以拼凑出真相的，但他们只会公布对他辩护有利的真相--其实媒体也是如此。

所以役所广司才问福山雅治：你不想知道真相吗？

福山雅治在面对检方律师时也是嘲讽对方的，对方说你这种律师，根本不是为了追求真相，他嘲笑道：真相？意思是你第一天当律师吗？的确，第一天当律师的小跟班问了一个傻白甜的问题：为啥你们眼神一对就知道接下来大家要怎么配合了呢？

这个眼神是法官和双方律师的交接：六目相对，马上就默契了，他们都不是第一天做律师，不是第一天做法官。法官有KPI要完成（好多案件），律师也有KPI（不要再浪费公帑了），既然犯人一心求死咱就成全他吧，赶紧了结。什么真相真凶，那么重要吗？事就这么成了。

福山雅治的父亲做法官时是支持死刑的，支持死刑的人通常都觉得真相已明，真理在握。甚至晚年还说：如果那时判了他死刑后面这个人就不用死了。

其实，真相到底如何已经不重要了，犯人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那就是成功被别人决定自己的生死。

正如结局里犯人所说的，一切的故事都是你编造的，要是如你所说的那么美好就好了。

编造所谓的真相，无法直视自己罪行的美好故事，为犯人开脱的措辞，这些都是律师的工作。

这并不是为了追求真相，仅仅工作，仅仅是为了胜利。

那么犯人不停为达到自己的目的，编造的谎言，和律师为了工作的胜利幻想出的美好故事，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但是，即便他是犯人，至少我还能从那句 「他根本不配活在世上」的愤怒，信件中的温柔，以及和广濑铃合照里的微笑之中感受到他是并非完全是个恶人。

而嫌疑人却又是一个塑造得极其丰富的角色，他残忍（杀掉另外几只金丝雀）却又温柔（放走一只金丝雀，造坟墓），而这些塑造为后续一切行为提供了一定的理由。

于是，将这些与后续结合起来，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为，只有不停的说慌，才能让法官彻底失去对他的信任，这种让观众极其摸不着头脑的行为便是他温柔一面的体现。

当某一天广濑铃迫不得已说出真相时，由于嫌疑人说了太多的谎话，所以无法得到法官的信任，因此驳回并审判他，才能让广濑铃像她放走的金丝雀一样，虽然无助，随时可能自生自灭，但却得到了一丝自由的可能，以及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生命。

而嫌疑人对广濑铃的感情，说不定来源于自己坐牢三十年从而对女儿的愧疚。

广濑铃的角色，或许是受害者，或许是凶手。

究竟是否真的被侵犯，我们无从得知。

但是唯一能肯定的是，她对母亲和父亲，是带着恨的。

对母亲的恨体现在，她想要远离家，考去北海道，将母亲一人丢弃在家。

原因究竟是因为母亲做黑心食品，还是对父亲的侵犯无所作为，我们不得而知。

退一万步，我们假设，父亲侵犯她的事是一个谎言，也从另一角度体现出对父亲的恨--就算死了也要抹黑他，因此必然有他的可恨之处。

但是我宁愿相信是真的，也给观众对于嫌疑人一切行为动机的理解上带来一些说服力，至少，在接近影片结尾处一段杀人的片段里将广濑铃和嫌疑人叠在一起的蒙太奇的表达，也能够理解到导演所传达的意图。

最终她没有给法官说出侵犯之事，坐在黑暗之中的她，其实也是参与审判的刽子手。

毕竟，观众和福山雅治都始终无法说服自己--其实犯人的杀人动机与广濑铃无关。

因为观众的视点几乎全片与福山雅治的视点所统一，我们观众和他一起思考，前进，却又被骗的团团转，就像瞎子摸象，以为自己获得了真相，可眼前却只是一片漆黑。

而福山雅治的动摇，是因为他也身为人父。

当所有人都如福山雅治一样，开始以为嫌疑人是为了广濑铃而牺牲自己时，却又被泼了一盆冷水。

顺带提一下，大家很疑惑的，最后从法院里出来时，福山雅治摸了摸自己的脸的原因

仿佛是想说，他的脸上也好似粘上了鲜血 （与前面广濑铃和嫌疑人杀人片段相呼应）其实他也是参与审判（杀死）嫌疑人的凶手啊。

嫌疑人和所有人一起，杀死了自己。

「第三度杀人」正意为此。

总结起来说，或许导演仅仅是想借这一系列摸不着头脑的剧情与情感表达，来告诉大家

其实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要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一个人，也不要用最大的善意去看待一个人。

就像被害人的妻子一样，刚出场时候的楚楚可怜，到后来渐渐露出另一面目。但是她真正的面目究竟是如何呢？我们无从得知。

大家回过头想想同为福山雅治出演主角的 「嫌疑人x的献身」的结局--知道了真相，得到的却是无尽的悲伤和痛苦，那么又究竟有何意义呢？知道真相又能如何呢？

最终不过是被别人审判生死。

就像握在手中的金丝雀一样。

渴望生命，反抗，却又无力。

是枝裕和结尾的留白，或许也正是想说，真相是什么，生死究竟应该被谁决定，其实，他也不知道。

还不如将一切蒙在鼓里。

就像役所广司所说的一样，只不过是一具空壳。

一切终究是站在十字路中间的迷茫。

最后，引入是枝裕和自传书「我拍电影时思考的事」中讲述「无人知晓创作初衷」的一段原话：

「不是一翻两瞪眼的黑白对比，而是渐层的灰色记述世界，没有英雄也没有坏人，只是翔实描绘出我们生活的这个相对性价值观的世界，我想我应该有贯彻到最后吧。」

十几年后，他依旧贯彻如初。

再综合起是枝裕和对于纪录片和电影的理解，个人总结起大概意思为「真正有意义的影片，不是在播出的过程中不断灌输给观众已经得出结论的信息，而是让观众根据视觉的带动而思考出属于自己的一套理解，与这样的作品相遇之后，最终才能丰富自身，也能丰富个人。」

在这神奇的日子庆祝一下是枝裕和导演拿下金棕榈，作为死忠粉，真是十分开心。

希望下一部作品能够更好，也希望「小偷家族」早日登录大陆院线。

第一凶手应该就是役所广司，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个角色完美地立了起来，也让这部电影更有质感和艺术价值，对得起导演是枝裕和的良苦用心。

这部电影其实有很多高明的表现技法。传统的推理片，大家会推测凶手是谁。或者有些指明了凶手，让观众去推测他的杀人动机。这部片开头，便将役所广司杀人的画面公布于众，但随着情节的层层推进，观众会发现已经认罪的他，不断在细节上说谎。随着性侵、造假等一系列事件的公开，凶手究竟是谁又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役所广司也开始了惊为天人的表演。推测他的说谎动机，成为了一个最大看点。

而福山雅治作为役所广司的辩护律师，两人的飙戏也异常精彩。福山雅治代理这桩官司，显然在道德上要遭受一定程度的“审判”，但正如玲所说的“法庭上没人会讲真话”，法律终究不看事实只讲证据，福山雅治利用一切手段希望能够为役所广司减刑……在发现了性侵等更多证据的情况下，他们原本就胜券在握了，这时在那次开庭后不久，出现了一个“惊天大反转”……

役所广司突然不认罪了！他反问福山雅治，到底相不相信他，并在崩溃中说出了“真相”……那一段表演看得我都快窒息了，这样一种歇斯底里的挣扎，显然不符合所有逻辑。相信观众看到此处，被折腾了大半天的他们，也会近乎崩溃，这简直不啻于在绵长的刀锋上踏刃而行……

但这一段妙就妙在，役所广司用一种惊为天人的演技，几乎把观众都要欺骗了，让我们甚至误以为凶手另有其人，让我们真的以为他是冤枉的了。个人觉得，这段表演放在电影史上，都堪称一次能够留名史册的演出。这一出的设置究竟意欲何为，相信福山雅治和役所广司隔着玻璃的那段对白，给出了一个最接近于“真相”的“真相”，让这部电影有了一种令人沉醉的高级质感。

役所广司不是没有想过求生，正因为想过，所以才会动摇，才会在细节上说谎，才会让辩护律师想尽办法让他改判无期。但他内心更大的绝望，来自于对这个没有真相的世界，以及个别人动辄就能决定一个人一生命运的绝望。在这种绝望下，他人性所发出的最后一丝光亮，便是尽全力保护好命途多舛的玲，不希望她再遭受任何一丝的伤害了。也正是在这种想法的左右下，他最终说服了自己，用一种近乎崩溃的表演，骗过了所有人，决意赴死。

这不是一部推理片，这时一部人性和法律碰撞下，开出的一株绝望之花。你用推理片去看它，可能不会很喜欢。但如果从人性的角度去分析它，会觉得是枝裕和还是那个是枝裕和。 那么玲有没有参与到这桩谋杀之中呢？答案几乎可以说是肯定的。各种细节上的暗示，都能让观众得出一个她在场的结论。而后，结合役所广司的说谎表演和动机，也从另一个层面“出卖”了玲在场的事实……至于她在这桩谋杀案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那就永远无人知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