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来了

马大三是个憨厚的农民，跟我从小到大见过的那些叔叔伯伯们一样，普普通通，天大的男子气概那肯定没有，正气么却又有那么点，尤其是几两白酒一下肚，在酒桌上侃起来的时候，那好家伙，个个都是爱国爱家的铮铮铁汉。当然，酒醒了基本上也就怂了，老婆招呼着往东，屁股就得对西边撅着，还要腆着一张脸，作出讨好的姿态来。待外人多半是老实忠厚，年长些的便会摆出威严的架势，但在怎么装样子，小农的奸猾和狡黠自然也是有的，满肚子的心眼都藏着呢，也就是在自家的晚饭桌上，吃着媳妇端上来热乎乎的饭菜，心满意足之余，那股骨子里的狡猾才会从眼角眉梢里窜出来。

片子开始的几个小片段几句台词一出来，我心里就叫了个好，姜文对人物的拿捏实在是太到位了，几分钟的镜头一掠过，马大三这么个既老实又狡猾，既胆小怕事却又有几分胆气的小农形象立马直勾勾活在屏幕上了。

《鬼子来了》自诞生后，就波折不断，到现在仍然全面禁映，而看过该片的中国人，尤其是一些民族情绪比较强的人，对片中的中国人形象非常反感。在日本倒是上映过，据说也是引起一片混乱，毕竟片中日本人的形象残暴而冷酷，令人发指。其实这事情挺怪的，按说这种讲中日抗战的电影，要么站在中国人立场上讲话日本人听不入耳，要么就相反。何以姜文的这部，两边都不讨好呢。

说白了也很简单，我们被洗脑太多年了。上辈人的故事就不提了，被红色风暴席卷过来的一代会有什么样的思想可想而知。就连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在无数英雄故事中成长起来的，小时候就学赖宁雷锋刘胡兰，稍微大些是焦裕禄王进喜时传祥，我们从红领巾到共青团到Party，没有一刻能逃离这些无边无尽的控制。课本上怎么讲中国人的？勤劳、善良、勇敢。我们的战士怎么对待敌人的？顽强、伟大、牺牲、不屈不挠。红领巾为什么是红色的？被烈士的鲜血染红的！MLGBD，骗了我好多年，还纳闷说为啥红领巾上的鲜血洗不掉呢，难道烈士的鲜血跟我自己的血成分不一样？为此一度很羞愧自己不是烈士的料。

姜文很洒脱地大手一扯，把红色的遮羞布全都扯去了。他一边用黑白的画面讲真实，一边添一些荒诞和讽刺的调料进去，让你看看，中国人不止分成英雄和汉奸两种，他们中有很多，为了生存需要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瞧见那个一脸正气的八婶子没，马大三上门讨白面的时候，她歪个头，没有，就是没有，诶，你是不是要当汉奸啊？马大三没杀死俩俘虏的事情被发现后，她也是跳起来指责。最后日本人送粮食过来了，军民大联欢的时候，她也笑得很欢。

不光是八婶子，二脖子、一刀刘、五舅姥爷、疯七爷都差不多，就是顶普通的中国人，根子上都是一样的，都属于既要做婊子也要立牌坊的类型。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正确的立场上，哪怕事情做的是错了，也得贴上个漂亮光鲜的标签以显得自己有face。这么说倒不是要一棒子把中国人打死，谁也不能否认这种古老的民族所拥有的种种优点，比如勤劳，智慧，坚韧，强大的忍耐力等等。但柏杨也说了，好的东西就是好，就是放在台面上的，老拿它说什么事。不能看见坏的，就无法变得更好。姜文看见了好处，也看了坏处，并且大喇喇地明目张胆地把它们公告天下，所以才会有中国小孩追着日本军官要糖吃的画面，也怪不得那些民族自尊心过剩的人看了反感。

说到这些，不可避免地要提到一个近年来很火的名词，“集体无意识”。同样是这群懦弱混沌的中国人，如果放在其他那些武装斗争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地区，很难说这些人会不会变成另一个董存瑞。集体无意识是种普遍的群体心理现象，只有个别的人，会成为冰山冒出水面的部分，从而以自己的意识支配其余的人，成为群众运动的导向者。但即便是形成了群众运动，也只能说是个体意识所主导的集体运动，称不上集体有意识。

八婶子这样一群人，在敌伪区里生活的时候，一方面需要和日军和平相处，一方面又战战兢兢，生怕惹恼了温和的吃人恶魔。长期的压抑更是加重了思想上的集体无意识形态，而敌伪区的社会结构决定了这群人在意识上的奴性，每个人只为了生存而生存，日军送上粮食时大家都欢天喜地感恩戴德，看日军行刑的时候放声大笑。这根本就是群体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埃里克•霍弗在《狂热分子》一书说，不管处境有多么可怜兮兮，那些对周遭环境又敬又畏的人不会想要去改变现状。当我们的生活朝不保夕，完全无力控制我们的生存环境时，就会执著于熟悉的生活方式。我们通过把生活模式固定化去对抗深深的不安全感。借此我们给自己制造了一种幻象：不可预测性已为我们所驯服。需要看天吃饭的渔夫、牧民和农人，以及敬畏大自然的原始人，全都是害怕改变的人。在他们眼中，世界就像操有生杀大权的法官。赤贫的人也一样，他们因为害怕周遭世界，所以害怕改变。”

因为人性本身是排斥危险的，就连经济学中都会有专门的衡量风险的理论，将风险数值化进行权衡，以选择利益最大值。既然人在本质上都抗拒风险追求安全，而革命恰恰是一种高风险的行当，那究竟什么人会投身革命之路呢？第一，有资本冒风险的中产阶级，为追求更高的利益，第二，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退无可退，为生存而革命。真正意义上的农民阶级，有房有田，有水有粮，靠体力和天象吃饭，图的就是个安安稳稳八方太平。像马大三他们这种世世代代的农民，骨子里就被打上了安身立命的烙印，只要还能活下去，不会被逼上绝路，他们是不会奋起反抗的。这种共有的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和自我保护模式，便是中国农民的集体无意识。

换个角度看，影片中的日本人，多半也是集体无意识的产物。只不过与马大三他们懦弱自我的无意识相反，日本人是狂热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集体无意识，教育和宣传的双重作用吞噬了他们作为人的本性，变成了战争中的机器。霍弗也讲过，任何一种群众运动，都必须打着宗教运动或是民族主义的旗帜，唯有这两面旗帜，才有足够的领导力量，煽起一场蓬勃群众运动的火焰。而日本的军国主义恰恰具有宗教和民族主义的双重特性，同时又完美吻合了日本人民族性格中的极端和极致。说到这，提下日本人的民族性格，基本上获得共识的是，这是个精神分裂的民族，从它的艺术产品中便可见一斑，温情的温情到极致，残酷处令人不寒而栗。也因此，电影中日本人从其乐融融的热情到举起刺刀的屠杀之间的突然转变，残酷血腥之余，竟也显得合情合理。

从集体无意识到个人意识的产生，势必要经过颠覆性的冲击覆灭式的巨变，才可能打破原有道德和生存体系的桎梏，对马大三而言，全村人的被屠杀，构成了他反抗意识的觉醒。因此他冲进敌营，疯子一般用斧头劈死日本军人，虽说是报复性的杀戮，最后也面临着一个悲剧性的结尾，但这种转变无疑是具有乐天派和浪漫主义色彩的。我想这大概就是姜文心中的“民族魂”了，那就是，不管整个国民群体是多么愚昧天真，那些无知的老百姓也好，不辨善恶的中国军官也好，总还有一种力量，潜伏在中国人的背后，或者抛开中国人的界限，推广到所有的人类身上，那就是人性中善和正义的力量。就算是那个俘虏花屋小三郎，哪怕他充当了最后的行刑者，但他在电影中间与中国人相处中所形成的善意依旧是不可抹杀的，一个人的善意微乎其微，但毕竟是火种，终会源源不断地燃烧下去。

电影的基调是沉重的，哪怕其中有再多的调侃和讽刺，也改变不了它的内核。简单地站在民族主义的角度上看待这部电影，是看低了它，也看低了姜文。姜文自己也说，他拍这部电影不是要宣扬爱国主义，他是想让人们正确地看待和认知历史，并产生自己的思考。他在我们头上敲了一记警钟，不要轻信。在影片中是不要轻信日本人，大而化之是不要轻信所有具有蒙蔽性的东西。我们无意识太久了，天真太久了，是时候摸摸自己的内心问问自己，哪些是真实的自己，哪些是别人强加给你的。

就如鲁迅先生说的，“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最后两分钟，镜头颠倒摇晃，是以马大三被砍掉的头颅的视角拍的，在他的眼中，整个世界颠倒了，晃动着又恢复正向，电影画面也由单调但有力的黑白变成了彩色，红色，血淋淋的头颅，黄绿色，国军整齐挺括的军服，这颗头颅澎湃着热血，稳稳的坐落在大地，他眨眨眼睛，努力的想要做出嘴角上翘的笑容，然而，终于没有完成，闭上眼睛，满怀疑惑的去投胎了，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又看了一次《鬼子来了》，仍然心中怅恨，久久不能释怀。
它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末期发生在中国河北一个偏远山区小村庄挂甲屯里的简单故事。一个日本兵花舞小三郎，一个翻译董汉臣被不知名的力量（也许是抗日土匪，也许是共产党，也许是国军）俘获，在大年二十九的夜晚，用枪逼着，强行交给挂甲屯村民马大三，让他暂为保管，让他抽空审审。然后一去无踪影，马大三遂和村民一起商议如何处理，他们先是好好的招待等着『我』来取，其后决定杀了他们，但下不了手，最终决定和日军交换粮食，最后日军交换了粮食还和村民联欢，联欢时，花舞小三郎为了保命，表现『英勇』的杀了一个村民，然后大屠杀开始，已经是战败国的日军，将手无寸铁的村民全部屠杀并烧了村子，马大三因为去接相好的幸免于难，出于内心的愧疚和仇恨，他决定为全村人复仇，杀了几个已经是战俘的日本兵，被国民党军公审处死。

我相信故事多半是真实的，他的荒谬在于没有被日本人屠杀的中国人，最后被中国人自己名正言顺大义凛然的消灭了。杀起日本人软弱无力的国军，斩首自己人时显得那么理所应当。日本的翻译官，汉奸董汉臣被国军处死前面带笑容，他也对自己短暂的一生感到迷惑不解，感到滑稽可笑。马大三死前，什么也不想说，仰天长啸（其实是学驴叫～～）这个世界，在他们短暂的一生中经历的世界，是如此荒谬，以至于无可名之，无话可说。

很多人说，这部电影深刻的揭露了中国人的劣根性，国民性，小农意识云云，那么让我们循着情节来看看，到底哪里劣根了？他们仅仅是为了生存，和大多数普通的人一样，把私利放在首位，凡事先考虑自己，但内心又有着作为底线的善良和道德心，耻辱感---这种人在美国在全世界都不少，可以说是所有普通人的共性。

日本人一方，也不过是普通的日本人，本是农民，25岁，被天皇洗脑一番，拉上战场，一刀没杀死，一下子醒悟过来，再也不敢言死，再也不想死了。这是普通的日本农民--尽管这个民族性格那么极端，然普通人也不过如此。翻译官董汉臣不也是为了生活？

就是这样普通的两拨人相遇了，他们交往的很好，日本驻扎在挂甲台近8年，没有屠杀骚扰当地百姓（估计他们的生存也是靠当地农民），唯一的暴行就是抓了马大三的鸡煮了吃。甚至还和百姓联欢。若不是软弱的日本农民花舞小三郎为了自己活命违背道德和武士精神，也许会是个不错的大团圆结局：日本战败，这里的炮楼驻军回到日本，继续做农民。

从这个方面来看，日本农民不如中国农民，更有劣根性。更愚蠢可笑。

然而，更可笑的来了：国军军官（吴大维饰演），瞧瞧那公审大会的气势，那语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何其相似，他是国军，何尝不是g军，何尝不是任何一个在中国取得政权的统治者？

我个人以为，最后5分钟才是全戏的高潮，才是国民性登台表演的时刻，甲午战争战败时，中国人没想过世界和平，日军侵略时没想过国际和平，战争结束了，一个中国农民，杀了几个日本战俘，影响了国际和平局势，到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地步。从小处说，这是中国人的面子问题：国际和平了，我们也要和平，要优待战俘。往大处说，这种不必要的虚荣，多么愚蠢，别人不讲信用刀枪相加时，我们受着，所谓你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你拍死我了，但我死的有面子。

中国一贯就是这么拧巴，该讲道理时，耍流氓，该狠的时候，又学人家，假模假式的讲道理，对，是假模假式的讲道理。这背后就是中国的基因。

这部电影是拍给中国人和日本人看的，我说的是正常人，不是爱国抗日愤青，也不是日本那些狂热铁血的右翼人士，如果这两类人成了主流，那世界将多可怕。

我有个前同事，超级喜欢潘长江拍的《举起手来》，而那部电影，我就算呕吐着，也无法卒看。

战争是残酷的，中日之间似乎也一直都有不同戴天之仇，二战打得如火如荼，然而在那个偏僻的小山村里，这群普通的日本农民和中国农民，和平友好的相处着。日军日日高奏军歌，气昂昂的出村儿，过河，进城，住进炮楼，沿途给小孩儿发糖吃，变魔术玩。挂甲台的村民们收到日军送的粮食也开心的奔走相告，与日军协同联欢。当所谓『国际形势』逼近这群普通人的生活，一切温情都湮灭了。

这部电影非常精彩的表现了中国农民的普遍特征，演的活灵活现，像『出了村儿，就过了河，过了河就上了山。。。。』这样的对白，说对白时那样的神态，全村人个个喊杀，个个又都不敢杀，有人出来杀了，大家都避之三舍这样的复杂心情，中国村落文明及道德感的单纯和复杂，尽在这一出精彩的黑白电影中。

姜文可以演霸气外露的大英雄，也可以演一个憨直胆小的村民，可以导演一部气焰超越好莱坞大片的《让子弹飞》，也可以制作一部几乎全部用黑白画面，直指中日（或者人类）弱点，演绎世事荒谬的《鬼子来了》，这不是才能是什么？有霸气又如何？外露又如何？闭嘴别再说什么纳粹附体之类的P话。见识的少永远都觉得自己无比正确，俗话说，天黑请闭眼，SB请闭嘴。

PS：

一点八卦，我记得以前在哪儿看到 姜红波（女主角）和 尤凤伟（原著小说及编剧）都和姜文闹了点儿不愉快，谁给八八？

演花舞小三郎的 香川照之，在去年NHK的大戏《坂上之云》中饰演一个日本俳句名家。

   这是里面最嘲的一句台词了。
  第一次出现，是花屋想骂三儿，却被一心想活命的董汉奸教了这话。第二次出现是那个队长在所谓联欢会时让花屋再唱一遍，因此成了爆发屠杀的导火线。

  我看片的时候一直在想，到底为什么这片不让公映？直到看完，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却很确定，若我是审片的，这片一定过不了。

  日本兵，或者说绝大多数日本兵，在中国完全暴露了本性中的兽性一面。刚开始的镜头很值得玩味，是日本兵的“亲民”形象。小孩子们完全不怕他们。也是，和平共处了八年了，像那个老太婆说的：“我行的端坐的正，小鬼子敢把我怎么样！”
  事实上，是出于利益考虑，或者是为了营造一个“繁荣圈”的假象，这才让这些村民们好好地活着。可是愚善的人们，却因此消除了对狼的敌意，真是太可悲了。

  在这样一个民族仇恨并不十分明显的村落里，中国人的一些劣根性倒反映了出来。
  比如在杀花屋这个问题上，大家都义愤填膺的表示该杀，可是谁去杀？又都你退我让起来。开始以为三儿杀了人，个个躲瘟神一样的。后来知道他没杀，又一个个粗口骂了起来。
  比如那个百步穿杨的，没办成事儿，甚至就根本没想去办这事儿，还厚着脸皮讹了三儿的豆子，还大言不惭地说是为他考虑。
  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不知该称作是懦弱还是善良。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杀个日本人而已，该杀啊，杀就杀了。不敢、不忍，才导致了后来的种种。

  这片子没有提到某主义，可能这也是不能公映的一个原因，因为没有高歌***。甚至于，我很想知道开始送那两个麻袋的人到底是不是***，因为他的态度过于蛮横，不符合一贯的形象。这个也是只能意会，不得言传了。
  最后的结局，是在悲剧达到一个高潮时戛然而止。先是全村被屠，甚至日本乐队还在旁边奏着歌曲。也许是知道日本投降了，来一个所谓“最后的晚餐”？
  接下来就是三儿的死。

  其实，联军进城时的样子，真的跟日本兵没什么区别。真的从此就天下太平了么？
  我觉得，面对战俘是一件很纠结的事情。作为长官，我理解，不杀战俘。作为三儿，我也理解，那是可以完全淹没整个人的仇恨。
  看着吴大维我觉得很可笑，尤其是那些港台腔。包括他的角色本身也很可笑。

  最后那个血红色的人头，实在是很恐怖，也很有触动。当花屋开始擦刀时，我还在想，他会不会最后切腹自杀？
  可是，当他把刀架在三儿的脖子上，三儿回头死死盯着他看时，我就知道，三儿是非死不可了。没有人能够承受心理的这种负罪感，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一了百了。

  眼睛，一眨，一眨，一眨。

文本分析
1。视听语言方面
    用黑白胶片拍摄，最后杀头的一片红是特技[《辛德勒的名单》虽然也是用黑白电影，但是，是用彩色胶片拍后期做成黑白的] 这与姜文这一时代的人有关，从小都看的黑白战争片类似《地道战》长大的。
    镜头的设计：五十多分钟的时候，用鱼儿的视角来看马大三，表现他内心的恐惧，富有喜剧色彩，使观众产生怜悯又可爱的情感。用大量特写，突出演员表演。光线的处理，马大三接受日军俘虏开的村民会，崔健配乐，但是没有摇滚的影子（一意孤行）

2。表演的台词设计处理
    姜文透明的目光表现马大三这一个淳朴的农民，用方言（河北唐山、江浙、东北）很好的反应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河北农村生活）并具有一定的纪实性。

3。影片风格
   “再悲剧中也会有喜剧成分”，“真正的戏剧大师能调动人所有的审美元素”，《鬼子来了》杂糅了很多悲喜剧的风格，借了军乐交响乐得主旋律反复出现的效果。例片中“我一手一个，掐把死俩……”开始是说偷汉子的媳妇，后面是指日本鬼子，最后竟然是他这个身体残障的老人成为唯一反抗日本人的人。这种表现手法具有现代西方戏剧荒诞的风格。
    荒诞、幽默在最后一段表现的尤为突出，黑毛驴的突然跑出，高队长讲话时，朱在士兵脚下穿行，混沌的场面。

4。人物性格
    “我想拍《鬼子来了》，其实是想对自己35年来做一个总结，对恐惧，对爱，对死亡的感受。是什么引起恐惧？为了摆脱这个想法，是远离还是死亡，还是接近死亡？”
　 ——————————　《我的摄影机不撒谎》
　　马大三：本分、善良、小聪明、明哲保身、不敢承担责任，代表典型中国老百姓的生存哲学，拉群人下水，责任大家担，也就法不责众，带着困惑的微笑死去。
    河北小山村的农民没有正面面对战争，几千年的农民逻辑让他们善待俘虏，但最后去发现他们的意识形态，道德行为准则于现代战争逻辑很不适应。
    花屋小三郎：带着日本武士道精神出现，但又害怕死得不壮烈，花屋心理变化过程是导演的功力所在。花屋后来对生命的珍爱，基于村民对他这个俘虏的优待。
    “无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这里被描述和被追问的，只不过是被还原为人类本身的脆弱姿态。”——————日本《朝日新闻》
最后马大三被花屋砍头，马大三抬头看花屋的镜头
    翻译：代表着有点文化的中国人，脑子转得很快，中国劣根性代表。挑拨离间，被上司看不起，“支那狗”。又看不起花屋这样日本农民出身的下层士兵。最后他受刑的时候笑是对时局的嘲笑，也是对自己翻译生根的嘲笑。

5。主题复杂和多指向性
<1> 人物与兽性的矛盾
<2> 和平逻辑与战争逻辑的矛盾
<3> 政治法则与民间感情逻辑的矛盾
    影片表现受侵略侧面，并非正面的抵抗。大义凛然，没有高、大、全的形象，而是中国农民后滞思想，唯利是图只有眼前利益，可能是被判“反动影片”的原因，农民的猥琐贪小便宜，民族意识淡薄。
    之所以马大三不敢杀人是因为典型中国农民的宗教迷信，鱼儿怀了马大三的儿子，谁都不愿意脏手，正是由于这种迷信才形成了中国（相对）和平。
    把一段魔鬼华的日本鬼子放到了人性的角度下分析，使日本鬼子也有了性格的丰满，有残忍也有怕死的、懦弱的一面。表现了日本鬼子人性的一面，尤其是野野村天天给村里的孩子吃糖。没有和村民冲突。而最后的爆发是军官的暗示和挑拨。因受刺激而发疯杀了最喜欢的小孩，刻画了立体丰满具有人性，内心审视的野野村可能也是“反动”的一部分。
    导演的视觉超越了民族恩怨，从人性的角度看战争，村民不愿惨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而正是这种善良引来了字后的杀身之祸。人文角度来看，人和人的生命是高于一切的，人在社会中生存就得善待他人，但他认为了他们的生存而不让我生存。人身上是人性和兽性共同存在的，人要善良就是人性战胜兽性，所以行为都应以生命的尊重为准则，马大三他们的善良在战争中被碰得头破血流，这也正是其表现的人性。
艺人政治，新闻媒体之间的媚权，艺人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艺人认为自己体验生活是评判者，这正是见闻对自己这个职业的批判态度，。片中马大三二度进城看到前后两次城门口艺人演唱的不同的段子。

　时隔4年，终于又重看了一遍。
   这是一部不适合中国人看的电影，我这论调恐怕跟大多数人想的不一样。其实不用看也知道豆瓣“最受欢迎评论”都是些什么内容，我就还是只能说些不一样的话。为什么说这部电影不适合中国人看呢？因为中国人相比较外国人更不容易看懂，更不幸的是，他们看过后觉得比外国人看的更懂。大体上分两种情况，男孩和女孩（岁数大的不在我讨论范围之内），男孩呢，基本上脑子记住的全是结尾部分日军杀人一直到最后结局（或者还记住了开头），然后就把对日本的愤恨更加深了一层，并无比“敬佩”姜文；女孩呢，基本上记住的都是前半部分的幽默镜头和台词，后面较严肃的部分会体验的比男孩们程度轻很多的伤感，并很快忘掉或不加思考。大部分表现基本如此，所以结果就是，男孩们咬牙切齿告诉我这是一部抗日影片，女孩们告诉我姜文挺逗的。
　这是我们时代的一种悲哀。
　有些人已经知道，本片获得了评委会大奖，这个几乎并列于金棕榈奖的重要奖项（当年金棕榈由另一部出色的影片"Dancer in the Dark"获得），也有些人已经知道，它最终在中国被禁播了（有关禁播原因请参考http://www.douban.com/review/1523403/），这有多荒谬我就不浪费时间说了。姜文本人似乎也曾经对本片作过一些解释（请参考http://www.douban.com/review/1266247/），并得到了很多中国男青年们的追捧。在我看来，我宁肯相信这是姜文出于对自己艺术前景的担心而说了一些讨好有关单位的违心的话。我在《寻枪》的评论里曾经对姜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现在我仍然相信他。我的理由很简单，一部由全世界的最顶尖的电影艺术家而不是某个国家的所谓电影"academy"所肯定的电影，最可能的获奖的原因只有一个——艺术，最不可能的原因也只有一个——政治。如果有人认为姜文是为了反日而搞出一部作品，并被一群外国人所欣然接受了，那就无可救药了。
　现在转入正题，我斗胆谈一下自己对于这部电影的感受。首先，在技术和手法上，姜文继续向世界展示着自己的才华。选择用黑白胶片拍摄，不同人群风格的准确把握和表现，不可损益的无比精彩的对白，精炼的剪接，镜头运用，尤其是结尾部分选用手扛拍摄，等等吧，加上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圈里人预料到中国又出现了一位大师级别的艺术家。
　 然后主要我想说一下本片的意义部分。我认为这是成就了这一部完美之作的最最重要的原因，甚至某种程度上超过了Dancer in the Dark，因为立意上来说本片要更加含蓄深刻，并且具有世界性的受众范围，这根本就不是一部什么“抗日”片。我看到很多豆瓣网友给本片加了“人性”标签，这还算是比较接近的，没错，本片的“主角”就是人性。鱼儿完全不加思索的为花屋治伤，马大三为了不敢杀花屋和董汉臣精神上受尽了折磨，花屋不知不觉地被他俩的善良所感动并成为同群，这都是最真实最美丽的人性善良一面的平平淡淡的自然的体现。这个，跟国籍民族有关系么？
　另外，人性却远不止善良这一面。
　总的来讲，我认为这个作品最成功的一点，在于完整并升华了原著的天才般的隐喻和指代。通过一个看似虚构却真实感极强的故事和敏感的背景，为我们展示了“鬼 ”来了之后的一番景象。其实英文名字已经为我们理解电影给了很大帮助，这个“鬼子”，说的是日军吗？根本不是，而就是“devils”。那究竟是什么呢？就象征了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疯狂凌驾于人性之上的一切荒唐的东西，简单说就是条条框框，复杂说就是政治、民族、信仰、制度。。。。被人们习以为常的一切。它，或者说它们来了，已经逼近到了door step，我们无处可逃，于是各种角色便开始展露出了自己的一面。董汉臣作为最重要的配角之一，连同唱书的两个土艺人，代表了如今时代中国很大一部分的群众——投机分子，他们服从于权力，对制度表现出了极好的“适应性”，没有原则，或者说原则就是自己的利益，以这个原则来背叛其他任何别人觉得宝贵的东西，比如信任、自尊、以及人性。影片或者说原著用一个理想化的乐观的安排，预言（或者说希望更好，虽然有些无奈）这类精神最终走向了自我灭亡。花屋作为另一个最重要的配角，则代表了另一大类——糊涂分子，在政客们的愚民政策和传统道德制度下（每个国家都一样），以条条框框们做了自己的主，民族、国家、信仰、“ 道德”这些东西一经接受，不假思索的变成了生命中的条件反射。但总有一天会发现问题，那就是与“人性”会产生冲突，一经冲突，在挣扎着固执一番之后偶尔会通过自相矛盾而窥见事物的真谛。本片却给了一个现实的悲观的安排，最终还是“鬼”有惊无险的赢了，占领了灵魂，让本人在荒唐之中一步步远离天堂，迈向地狱之门。以酒冢队长为首的日军，以及高某人为首的美军，则代表了“鬼”，权力和政治的化身，毫不犹豫地用他们的各种“真理”来“说服”你。四表姐夫和刘一刀代表了生活骗子，从不诚实，从不认真，但轻松的游离于鬼和人性之外，不趋名利却也没有信仰。以五舅姥爷为首的普通老百姓，代表了没有受过教育的最底层人民，或者说人性的相对丑恶一面，或者说相对真实和普遍的一面。面对董和花屋，开始时他们会说“你们也都是孩子啊”，到了关系到自己的时候，便一致主张杀死他们。自私、懦弱、愚昧、虚荣、仇恨、并且对于“鬼”的无所认知，甚至在被压迫的状态下臣服于权力，并无法容忍挑战权力的行径。例如私底下二脖子的母亲对日本人放肆叫骂，当自己的驴骑上日军的马时，大家又都无比羞愤的惩罚着驴。正是这种形象，才会有这些次要配角们的各种性格，才会有片尾看热闹的群众们的令人作呕的笑声。片子给出的答案也相对悲观，没有与“鬼”冲突的时候，就愚昧的生存着，一旦冲突，结局是垂死挣扎后的灰飞烟灭。马大三和鱼儿是本片真正的主角，毫无疑问他们代表了人性的善良和诚实，在人性的丑恶一面包围下，仍然坚韧的活着，从始至终两人都较少把自己当作至高无上，反而处处体现出对生命和群体的关爱，以及对于天性的尊重和对教条的反抗。但在他们当中也有区别，马大三出于保护自己的目的，欺骗村人说“会要了全村人的命”，而自己不敢动手杀人，却尽力找人借刀，鱼儿的表现就相对纯洁了很多，不顾辛劳的照料着花屋和董，并且坚决地反对处死他们的决定。而片中的结局也很特殊，马大三在与鬼的冲突中，顽强抗争后仍然极尽无奈的被吞噬掉，影片无比精彩的结尾中，马大三人头落地，最后合眼的瞬间那个微笑，传递的更是一份解脱和醒悟。另外鱼儿却没有交代，不得不让人联想到，也许作者仍然不无乐观的保留了对于善良的希望。而最耐人寻味的就是“我”，没能找到很确切的解释，个人理解似乎就像是我们每个人身处的世界，或者说上帝，近乎强迫的把鬼送到人性的身边，无时无刻陪伴着，不断给你希望却从不兑现，像旁观者一样看着一个个悲惨的故事上演。每当鬼来，它们想践踏的目标就只有人性，于是真正的美好就要开始遭殃了。
　这样的原著和《寻枪记》等，让我知道了原来还有这么多不为人知的文学艺术高手在民间，用这样巧妙的方式来给我们讲一个受益终生的道理，这也正是“艺术”二字的精髓所在。这样看来，我们应该明白了为什么嘎纳会把评委会大奖颁给它，也应该明白了我为什么说它是一部不适合中国人来看的电影了吧。我之所以对艺术感兴趣，原因就是艺术是我们老百姓用来关心“人”本身的，我之所以对电影感兴趣，原因就是它是最全面的一种综合表达方式的艺术。只要你能够专注于表象之下的 “人”和“道理”，也就能轻易地看出那些逼到门口的“鬼”们都是虚无的。到那时候，是不是可以幸免于难呢？

《鬼子来了》有众多让人捧腹的片段和场景，却无法让人一笑了之，是一种含泪的笑。苏格拉底曾说过：“真正的悲剧总是以喜剧的形式出现”。
《鬼子来了》里对马大三执行死刑这场戏，高将军站在台上义正严辞地说他“双亲被日军被炸死，腿被炸断”他才是最有资格报仇的人时，周围的人群还是一片麻木，仿佛在看戏。当猪跑出来时，场面失控，把高将军所谓的什么波茨坦公告、日内瓦公约和民族大义统统消解在人们的哈哈大笑声中。“所谓的给秩序以混乱，就是把滑稽幽默的东西和崇高严肃的东西、喜剧的因素和悲剧的因素、时间的顺序和时间上的错乱等等对立的或不相干的事情糅合在一起“。貌似民主的高将军声称要马大三说，却堵住其嘴，将自由、民主无情的进行了消解和嘲笑，实现对现实秩序的一种反抗与嘲笑。被称为“民族败类”的马大三在同一地点被处死，他不像童汉臣那样笑，而是仰天长啸，无奈与悲凉之意更胜前者。